江门市长堤在民国十八年即（1929）间建筑的。当时市长叶显，原是国民党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师部人物，由徐举荐充任市长的。叶凭藉军队后台，在江门恶极一时，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手段，一切任意施为。他在压榨抽剥中，有两件事是人民反抗最大的。一是估价警捐，二是强行拆筑长堤。长堤的拆筑，是由叶显一手办包。究竟工程如何，费用几何，商民一无所知。

 

　　当时仅由市政府布告通知沿河商店按照划线拆卸房屋，而工程则传系暗中以高价由某建筑商承建。商民大为不平，酝酿反对。江门沿河店户原来都是很长的。例如书院街新椰街等店，铺面临街，铺尾都直延到河边，厨房厕所等大都临河建立。当时拆卸划线，规定各店户要拆卸原有面积一半左右。商民等既然全被蒙在鼓里，大家便彼此观望，不肯拆卸。叶显见布告无效，便出动警察及消防队到沿河店户强行拆卸。顿时沿河一带变成瓦砾之场，一时全市哗然。商民结合估价警捐及强行拆铺等问题，向省方上控，展开一场反叶显斗争。叶显一意孤行，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采用军阀手段，逮捕了江门商会会长陈毓棠。事情赵闹越大，反抗也更趋激烈。拆堤工程也就停顿下来。事情纠缠数月，省方终于撤换了叶显，改派严博球为江门市长。严博球是军人出身，位至团长，因身体过于肥胖有如一座石磨，行动不便，改任文职。严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吸取了叶显失败的教训，便采用了怀柔利用的手法，上任后他释放了被囚禁的商会会长陈毓棠，宣布把建筑长堤和改善估价警捐两事交由市政府会同商民组织"江门市政促进委员会"主理其事。促进会主任委员由市政府派秘书长充任（先是钟泽霖，后是朱狷若）；常务委员由商会正副会长（谭逸南、黄恭发充任。其余委员十余人由各行业推出一些头面人物充任，严分送每个促进委员一米高的照身镜，镜面刻有"某某委员惠存"，"江门市长严博球敬赠"等上下款字样。委员们把这照身镜挂在自己店铺当中，以为十分"光彩"。这样一来，严就把江门市内商界头面人物控制住了。关于改善估价警捐方面，他取消了估价二字，改为按照各店户的金字屋顶正梁计算。每一金字顶正梁为一条，每一条梁定收警费若干，有二楼则作两条计，在三楼计三条，平面的参照比例计算。这样比原来估价警捐略有减少，就算改善。为了查定各店户的梁数来计算警费，严规定促进会委员会同警局所派人员分为三组，分赴各街道，逐户查明数目，并由商会供应午饭一餐。各委员既醉且饱，查得迅速利落，不日就全部查竣。

 

　　这样，既然是由商民自定自查，那就没有人反对了，估价警捐就此解决。实则老严意不在此，好戏还在后头，促进会虽然是主办筑堤，实则不过按照市府工务局的丈量计算通知，把各户应纳的筑堤费分三期征收，按工程进度由工务局通知将款缴交市府转发承商。所有一切工程计划，全部由工务局控制主理，工务局长潘景兆是个不大露面的人物，没有来过促进会。工程另行投标，由工务局主持，结果由同联生公司投得，每英尺工程费白银四十一元余，堤长六千余英尺，全部筑堤费约白银贰十余万元。同联生老板李某，专在本省各地承包政府各项工程，是一个官商勾结的老手，长堤开始施工后，严博球大卖气力，每天头戴白通帽，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拿大手杖，经常在河边指指划划，呼呼喝喝。长堤完工，工务局装模作样地集中促进委员沿堤丈量验收。那只是一条花砂路。所谓花砂路即是只筑好堤勘外围，路面填满泥土，泥上铺些细砂，就算完工。长堤是一市的门面，每英尺工程造价白银四十一元余，这条路在晴天都是尘土飞扬，雨天，却又泥泞难行，车辆过处，坑坑洼洼，交通困难，行人不便。人们议论纷纷。有问工务局，回答说"就是这样了"。长堤既然筑得不像样，江门市民只好忍痛再行集资铺筑路面，成立了铺筑路面委员会，这次市府不派人了。沿堤分段举出委员，以吕伯朝为主任，仍由工务局包搅设计及开投工程。铺筑沥青路面，亦由同联生公司投得承筑。工程费每英尺白银贰十余元。这样，江门长堤经过两次施工，实际造价达到每英尺六十多元。

 

　　市内建筑马路，官僚们扒钱手段花样也多。工务局最善于修改工程计划。比如工程设计开投后，施工到一个时期，工务局便和承商商量修改计划，如把马路的土路面厚度减低一寸，人们是不易发觉的，但这一寸从全条马路算来，数目就颇有可观了。减了工程费，商民缴纳的筑路费却没有减低。又承商承建工程，一定要奉承讨好工务局，否则诸多挑剔，就难于施工。承商是私人营业，工务局给他八千元，他可以开具万元收据。总之，官商勾结，手续也会做清楚的。当时人们知道这些勾当，便唱说"马路矮一寸、荷包胀一胀"来泄愤。

 

　　筑马路扒钱手段，还包括划路线问题。开拆马路，街道两旁店户都要拆让。那条马路中线该定在那里呢？可左可右，工务局大有理由可说。有些店铺业主希望自己店铺拆让少些，何留多些，于是就大显手法，要求对自己有利。工务局乘机"审定路线"，一改再改。旧江门留下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如常安路、葵尾路等，正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