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催人泪下的华侨血史
一种落叶归根的思乡情结
一份关怀接纳的博爱之情
一股民族同心的凝聚力量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碑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
 
 


黄冲坑鹤嘴华侨义冢华侨骸骨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碑志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后土碑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花男墓碑
 
 


黄坑海槐华侨义冢花女墓碑
 
 


黄冲坑鹤嘴华侨义冢


华侨义冢藏身荒野

　　在新会侨史专家欧济霖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一行穿过位于会城城西的高科技工业村，进入一家大型工厂后，来到了该工厂的后门。从山脚拾级而上，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地上赫然出现了众多的墓碑。欧老师介绍，这里就是最先被发现的黄坑海槐华侨义冢。该义冢原来是在现时的工厂，当时开发时，用火烧茅草，茅草烧尽后，墓碑完全裸露在外，文物工作者和热心人士重新把这些先侨迁葬到此地，并修整翻新了墓碑。

　　墓冢左右对称排列，据说，墓碑上的字迹刚发掘出来时，已经相当模糊，当地一些专家要用手指仔细触摸碑文上的槽沟，然后打上油漆，才会使字迹得以重现。在墓冢最右角，有一块“义土后山”碑，碑前也插着香烛，祭有水果，烧留纸灰。后土取意“土神和地神”，一般放在墓群后面。部分墓碑还写着“花女”、“花男”，墓主应该是还没有结婚男女。１９９２年黄坑义冢被发现重迁葬整修后，每年清明节期间，新会华侨中学的学生都要前来扫墓，回乡探亲访友的华侨华人也会前来拜祭。在义冢前，各有一株青翠的松柏树。

　　欧老师介绍说，黄坑海槐华侨义冢是在１９９２年底，新会建设高科技工业村时发现的，为旅美华侨义冢，共３８７穴，葬于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后耗资近１０万元别辟墓园，于１９９３年２月前重新安葬。义冢有石碑三个：其一为“义冢”两字；其二为碑志，上刻“金山各阜先友骸骨运回本邑，自光绪十四年至十八年二月，除领回安葬外，尚存三百八十七具，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安葬与此。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仲春仁堂谨志”；其三为“义冢后土”，即地神或土神。坟为沙灰冢，半圆形，各坟有个人姓氏碑记。从墓主碑记中得知，坟主中男性为３６２人，女性为２５人，女性中未结婚的有８人。

　　在新会旅美华侨义冢现存的３８６块墓主碑中，名字带“亚”字的５７人，带“阿”字的１７人，共７４人，占墓主总数的１９．０６％。在新会方言中，“亚”、“阿”作为名字的前缀是同义的，多用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不拘礼节的互称。刻墓碑是一件庄重的事，要用全名，但出现这么多带“亚”、“阿”字的名字，只能理解为不得已。同伴中的后死者，由于文化工作、生活条件的限制，没可能记下死者的全名，仅凭相处中的互称作墓碑，可想而知这批墓主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旅美时期的处境。

　　新会旅美华侨义冢的墓主碑上，“福德”的名字有２９人，占７．５％。其中２４位就以“福德公”为标志，仅能表明死者为男性，连姓氏也没有，与刻墓碑这种传统的严肃认真工作极不相符。死者没能留下真实的全名，实际上是“无名氏”。中国人一贯对死者厚道、尊敬，不会因无名而称之“无名氏”，因为这难免令人联想到死者的悲惨处境，而汉字中的“福德”的含义是褒义的，义冢上出现这么多“福德公”，既反映了当年这批客死他乡的同胞们生前死后的悲苦，也反映了新会人心地善良，对同胞、对乡亲的深情厚意。

　　众多的“福德公”的墓主碑中，有一块很特别的“福德诸公”碑。“诸”从字义上理解应为“复数”，也就是说这个墓穴里长眠的不止一位无名氏。整个义冢３８６穴都是分葬的，为何这个要合葬呢？显然是殡葬者不得已而为之，唯一的原因是尸骨混杂或不全，只好合葬。

　　自从１９９２年起至现在，新会共发现４处华侨义冢，除了最先发现的黄坑海槐华侨义冢外，还有另外３处。

　　黄坑木山华侨义冢，于１９９３年发现，为安南埠义冢，约２００穴，葬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义冢坐东向西，主坟碑刻着“光绪六年孟夏  安南埠义冢  积德社立”。此义冢为新会目前所发现义冢中年份最早者，各坟破损较严重，多缺碑。

　　黄坑大槐华侨义冢，１９９３年发现，为华侨先友义冢，约４４０穴。义冢坐西向东，主碑为花岗岩石，上刻“民国二十五年重修  华侨先友义冢  仁安医院立”，因该义冢系重修，故立碑时间较晚，但从下葬至破损而需重修，一般需时３０至５０年，据此估算原葬时间为十九世纪末。坟为沙灰冢，半圆形，列２１行，每行２１穴。主墓碑及个人姓氏碑均无记原侨居地，个人碑记间或有记原籍的，如“白石村”、“水东村”等。

　　黄冲坑鹤嘴华侨义冢，于２００１年５月发现，约１５００穴，是目前新会发现的义冢中规模最大的。尚未见主墓碑和载事碑，但却看见“义山后土”碑，其下款刻有“仁安医院”字样。新会发行的《新民日报》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曾以《会城仁安医院  安葬侨胞骸骨》为题作为报道，在时间、数目、被安葬人身份（华侨）和仁安医院职能等诸多方面都有史料可证，可以定为华侨义冢。此义冢的墓穴型制，与前发现的３处华侨义冢相同，均为沙灰砖、红砖墓碑（间或有石墓碑）、半园形，排列成行，似排成条状馒头，但在３个方面异于前发现的３个华侨义冢。一是墓穴多，约１５００穴，超过前３个华侨义冢的总和；二是前３处义冢的墓主基本上是新会人（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外地籍贯的标志），但这个义冢中，除标明有新会人外，还有湖南、连县、肇庆、钦州等地名；三是与过去发现的３处义冢相比，女性比例颇高，另外，这个义冢墓群，在墓主碑上记载编号、卒年或遗产数目时，采用当年流行的记帐用的“加码字”。

　　这些义冢里的孤魂，曾在美洲和东南亚的土地上游荡过。他们有着凄苦的身世，是华侨血泪史的缩影和标本。１９世纪，这成千上万的华人漂洋过海，意图在异国发家致富，然而，他们有部分被美国骗去开采金矿，修建铁路。美国人自己就承认：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每一条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中国人。很多华侨出去，最后无声无息地在海外去世，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为了让他们能魂归故里，侨居地的华侨社团会捡拾其遗骸回乡，由死者家属认领，有些没有家属了，就由新会的慈善机构集体安葬。

　　站在华侨义冢前，我不禁心情澎湃，扼腕叹息。先侨们在美洲遭遇非人生活仿佛浮现眼前。美国作家刘易斯在《四巨头》一书中描述来自珠三角洲，终年不见冰雪的中国工人在内华达高山区的情况：在４０英尺的积雪底部开挖了涵洞，３０００多工人过着奇怪的老鼠似的生活。他们经过雪下面很深的底部通道，从工地返回住处营地。这种可怕的情况，因为持续不断的险情大大恶化。随着雪在顶部山脊聚积，雪崩频繁出现，其先兆仅仅是一声雷鸣似的轰响，一瞬之间，一队工人，一间棚屋，有时甚至整个营地都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坠落到几英里之下的峡谷底部。几个月以后，他们的尸体才被发现。有时，一队遇难的工人被发现时，冻僵的手里仍紧握着铁铲和洋镐．．．．．．

　　据《辞海》解释，“义冢”即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所谓华侨义冢，即收埋无主华侨尸骸的墓地。据史载，华侨在国外去世后，侨居地的华侨社团捡拾其骸骨，运回中国家乡，由死者家属认领。无人认领的，则由当地慈善机构集体安葬，是为华侨义冢。从史学角度看，华侨义冢是血泪斑斑的华侨史的有力证物。

　　据史书记载，从１９世纪起，不少中国人被以“卖猪仔”的方式到美洲和东南亚一带做劳工。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为所在国的繁荣与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华工在工作中因病及事故而死亡。他们的骸骨，被当时由侨胞自发组成的社团运回国内，由国内的慈善机构如积德社、仁育堂、仁安医院等安葬。

　　先侨冒风险，远涉重洋，而客死异域，临终嘱托或没有嘱托的，由后死者根据共通的宿愿，不计烦难，不惜重资，捡拾遗骨，归葬故里。这种行为是炎黄子孙永念故土、落叶归根、魂返家乡的传统乡土观念使然，这种观念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而早期的中国移民在美洲（主要在美国）受到偏见和排斥，不能享受落籍权益，这种不公平待遇，引发了他们的思乡情绪，强化了他们传统的落叶归根思想——一个人的出生地或祖辈世居的故乡，永远都会接纳自己的，因而出现这种环球独有的历史产物——华侨义冢。

　　那么，为什么新会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华侨义冢呢？据史料记载，当时新会在交通、财力、地理位置以及在海外侨胞的心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华侨的骸骨在运输途中，大多以新会为中转站。骸骨运回新会后，受各种因素影响转运不出去，积存日久，就只好在新会择地安葬了。新会是侨乡，新会人历来对侨胞都予以同情和关怀，这些义冢大多经历清代下葬，民国重修，建国后另辟墓园重新安葬等阶段，一次比一次处理妥善，新会华侨义冢才得以完好保留至今。

　　叶落，终会归根。那些游荡在海外的孤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终于能够得以回乡安葬，长眠家园故里，靠的就是海内外华人一体认同的民族情与同胞爱，还有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