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移师图


宋元形势、力量及战略

　　景炎三年（１２７８）六月，当宋帝昺驻跸崖山，张弘范、李恒水陆两路大军直扑江西、福建、广东之时，元军已占领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疆土，从全局形势来看占有绝对优势，而宋朝节节败退，逃到崖山，孤驻一隅。这时宋方尚据有广州、琼州、合州等重要战略城市和一些零散地区。七月，宋湖南制置司张烈良及提刑刘应龙，起兵以呼应崖山、雷州、琼州、全州、永州，潭属县的民众周隆、贺十二等也纷纷响应，大者数万人，小者不下数千，但很快就被元军消灭。海南岛琼州安抚赵与珞及冉安国、黄之杰等率兵抵抗于白沙口，相约誓死固守，但久望援兵不到，其控制下的南宁、万安、吉阳等州县及八蕃、罗甸等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了元军，赵与珞坚守至十一月被州民捉住献降。十月，张弘范以水军从水路攻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骑兵由梅岭入广东。闰十一月，宋将王道夫、凌震也抵挡不住李恒的步骑兵，英德、清远战败，广州失陷。十二月，王道夫反攻广州时兵败被捕。凌震再攻广州亦败，在茭塘又败，退到崖山与翟国秀军会合。抗元主力文天祥先前在江西、福建等地组织抗元，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一些州县，由于兵力悬殊，最后败退到广东。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吃午饭时，被张弘范的先锋、弟弟张弘正率２００轻骑紧追俘虏，至１２７９年正月，南宋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合州，守将王立降元。南宋于１２７６年临安失陷后，形势急转直下，到崖门海战前夕，已时穷势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从崖门海战的局部地区形势来看，宋军却占有较大优势：一、元军有水军和步骑兵，步骑兵非常骁勇，其时陆战几乎是所向披靡，但大多数不熟水性，而宋军的水军是优势，官兵擅长于水上作战，南宋朝廷几年的流亡都由水军护驾，特别担当主力的江淮劲卒，水战英勇无比。二、张弘范有战船５００艘，李恒率领战船１２０艘，而宋军拥有战船１０００多艘，其中大船极多，不少还是巨大的海上楼船，此外还有勤王的渔船等民船１０００多艘。三、张弘范率元军水师２万，李恒后续兵力不超过１万；而宋军在崖山及周边有军民２０多万。四、元军长途追击，而宋军经充分休整，能以逸待劳出击。五、元军船工多数是福建、浙江水手，人心向南宋，只要形势转变，他们会站到宋军方面来。

　　单从这场海战孤立来看，宋军是完全有可能打赢的，但南宋大势已去，人心浮动。主帅张世杰虽是行伍出身，有丰富作战经验，但其指挥才能在张弘范、李恒之下，而且心理上先输，作了死的打算。对在外地作战、文武双全的文天祥要求来崖山入朝辅弼，张世杰以准备迎候去借兵的陈宜中丞相还朝的理由推托，不给予批准。

　　张世杰的战略更是失算的，本来占据崖山天险，如扼住崖门口并主动出击，可以狠狠打击立足未稳的张弘范，这场海战的结果可能改写。被元军押着到崖门观战的文天祥，后来在狱中写了《文信国集杜诗》，作了这样的事后分析：行朝有船千余艘，而且大船极多，而张元帅大小船才５００艘，其中２００艘因迷失航道久而未到。元军北方人，初登船呕吐晕浪，连拉弓射箭站起来也支持不住，又水道生疏，船工难掌握进退。如果宋军趁他们初到未集结就迎头痛击，肯定取胜，可是，张世杰却一味被动防守，指挥宋军用大铁索把“黄鹄”、“白鹞”等大小１０００艘战船连结起来，像棋盘一样，作“一字阵”，东西向横跨崖海，锁住江面。连环船阵下碇（ｄìｎｇ，系船的石墩）海中，拴在奇石等海中巨石（被称为“锁江石”）。由于战舰船尾高于船头，将船头向内，船尾向外，以便居高临下作战。舰阵四边筑起木栅楼棚，形成了一座庞大的水中城堡，由士卒披坚执锐防守，而且，宋方还自己焚烧掉崖山上的行朝草市，宋帝昺、杨太后和所有官员上船，绝了后路，似乎要“置于死地而后生”。他们于正月初一行“元会礼”，初九登船。张世杰这就犯了海战的兵家大忌，行朝和军队十几万人在船上的物资补给量非同小可，单淡水饮量每天都需要超过１００吨，他这样做等于放弃了作战的机动力和后勤补给的能力，失去了机动灵活、进退自如的优势。虽然，他早有准备，全部用泥涂了船舰，缚长木杆顶拒敌人火船接近，没有像赤壁之战那样被“火烧连环船”，但在没有外部援军的情况下，消极防御，坐以待毙，造成宋军处处挨打的局面。后人多评价他为人忠义而谋略不足。文天祥当年也认为这样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张世杰不合变，专守常法。”

　　与宋军的“守势”恰恰相反，元军一直实行“攻势”，乘胜追剿，意在全歼，因而处处主动，着着先机。